当前涉虚拟资产犯罪频发，司法认定呈现“去虚拟化”趋势。本文拆解“去虚拟化”认定路径，分析实操难点并给出解决思路，明确合规边界，为相关主体防范刑事风险提供参考。
一、引言
数字信息时代，区块链技术与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流通便捷等特性，被冠以“数字黄金”等美誉。但是，虚拟货币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呈现多样化、频繁化、技术化的趋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工作报告披露，全国检察机关已起诉利用虚拟货币转移犯罪所得等洗钱犯罪3032人，此类案件均呈现“技术包装隐蔽化、跨境传导常态化、行为定性复杂化”的鲜明特征。
司法实践中，涉案主体普遍以“区块链技术中立”“去中心化无监管”为由提出抗辩，加之早期司法实践中对资产属性、行为实质的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同类案件出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裁判分歧，难以满足精准打击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的现实需求。面对此类犯罪高发态势及司法裁判分歧，破解定性难题、统一裁判尺度成为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
二、核心导向：“去虚拟化”的实务核心与监管司法基础
我们注意到近年司法政策开始呈现“去虚拟化”的显著趋势。所谓“去虚拟化”司法认定趋势，其具体的实务导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清晰的核心内涵与支撑依据——在本质上，是剥离虚拟资产的技术外衣，将其纳入传统法律框架进行评价，核心遵循“功能监管、实质判断”原则，摒弃“技术特殊即法律例外”的抗辩逻辑。
从监管层面看，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在延续2021年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基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紧：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相关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强调其风险跨境传导特性及反洗钱监管漏洞，并再次明确投资虚拟货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为刑事司法“去虚拟化”认定进一步提供了规范前提。
从司法层面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已明确将“虚拟资产交易、兑换”纳入洗钱罪行为模式，标志着最高司法机关正式将虚拟资产纳入传统金融犯罪规制范畴，确立了虚拟资产与传统资金、财产在刑事评价中的同位地位。需明确的是，监管层面的“非法”不等于刑法层面的“有罪”，当评价行为人的相关非法活动时，仍需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对虚拟资产准确定性：虚拟资产虽非法定货币，但具备“可支配、有价值、能流转”的核心财产特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
三、实务判断路径：三大核心维度穿透技术表象
（一）资产属性维度：优先认定“财物属性”，避免货币定性分歧
实务中，涉案主体最常见的抗辩理由为“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不应按财产犯罪论处”。对此，司法通过“穿透货币属性，聚焦财物属性”，逐步将虚拟资产纳入现有刑法规范轨道。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的适法统一”研讨会中，与会者指出，将洗钱局限于“黑钱洗白”或者“通过金融机构操作”存在误区；虚拟货币虽不具备法定货币地位和法偿性，但从其实际兑换价值、可支配性和相关实践做法来看，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
（二）行为实质维度：穿透技术形式，聚焦行为核心功能
在行为层面，大量虚拟资产犯罪活动还披着“去中心化”“混币服务”“跨链转账”等技术外衣。去虚拟化的刑事审判方法论摒弃对技术细节的过度纠结，聚焦行为实质功能，判断其与传统犯罪行为的同质性。如果涉虚拟货币犯罪的技术帮助者通过策划交易流程、完善交易模式、参与犯罪分成等方式，参与到涉虚拟货币犯罪当中，可以认定技术帮助者对于涉虚拟货币犯罪具有主观上的明知，技术帮助者既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又构成涉虚拟货币犯罪的共同犯罪，应当择一重罪处。
（三）合规边界维度：立足实务需求，明确合规实操要点
“去虚拟化”认定趋势不仅影响司法裁判，更对个人及单位涉虚拟资产业务、境内主体境外开展虚拟资产代币化等相关业务的合规管理提出明确要求。主体需摒弃技术例外思维，不得以“去中心化”为由规避法律责任；重构业务叙事逻辑，以传统法律语言明确业务模式；搭建反洗钱内控制度，重点包括客户身份识别（KYC）、交易记录保存及大额交易报告机制。
四、实务难点与解决思路
（一）链上溯源与电子证据固定难点
Web3场景下，匿名地址、混币服务、跨链桥流转等特性导致资金流向碎片化。解决思路包括：优先采用专业区块链分析工具进行溯源；通过公证机构公证、区块链存证平台存证实现证据双重固化；结合私钥持有记录、OTC交易记录等实现“链上地址-线下主体”的身份锚定。
（二）主观明知认定难点
行为人常以“技术服务”为由抗辩。解决思路包括：前置留存“合规审查记录”、“风险提示凭证”；主动拒绝明显异常的交易活动，如脱离监管、价格偏离市场水平等特征；辩护方可重点提交项目合规审计报告及已履行KYC/AML义务的证据。
五、结语
涉虚拟资产刑事案件的“去虚拟化”认定，核心是回归法律本质、聚焦行为实质。未来，唯有坚守合规底线，摒弃技术例外思维，严格遵守虚拟资产反洗钱、跨境监管红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伦律师团队]
去虚拟化趋势：中国司法转变及其市场影响
执行摘要
中国的司法体系正日益采用”去虚拟化”方法处理虚拟资产犯罪，不通过技术新颖性的视角，而是在传统法律框架内进行处理。这一监管转折，体现在最近的司法解释和监管指导中，对全球加密货币市场构成了重大拐点，尤其对于那些与中国有关联的资产而言。向功能等效性评估而非技术例外主义的趋势，将重塑整个数字资产生态系统中的合规要求、执法重点和市场估值。
市场影响分析
监管范式转变
“去虚拟化”趋势标志着从根本上将虚拟资产视为法律上模糊的技术构造这一观点的转变。相反，中国当局正在系统地将虚拟资产纳入既定法律框架，特别是金融犯罪法规。这种方法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法释〔2024〕第10号）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联合监管通知（银发〔2026〕第42号）中，有效地消除了历史上保护某些虚拟资产活动免受刑事起诉的”技术中立”辩护。
这一监管转变超越了中国的边界。明确针对”在国外进行代币化活动的国内实体”表明这些原则具有域外适用性，为跨国虚拟资产业务创造了合规挑战，并可能影响全球代币估值。
代币价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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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波动：随着参与者消化这些新标准的影响，市场可能会经历加剧的波动。拥有大量中国用户群或开发团队的代币可能面临不成比例的抛售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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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币表现不佳：旨在促进交易混淆的隐私导向型代币（门罗币、Zcash）将面临日益增加的监管阻力，这一点从对区块链分析工具和证据保存技术的重视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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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协议漏洞：文章对”技术促进者”的立场为DeFi协议和开发者创造了重大责任风险。合规保障不足的协议的代币可能会出现估值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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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优先溢价：随着监管清晰度的提高，主动实施强大KYC/AML系统并使用传统法律术语明确阐述其商业模式的项目可能会获得估值溢价。
投资者战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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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尽职调查：投资者必须重新评估其尽职调查框架，重点关注项目合规立场、法律结构以及积极参与监管的证据，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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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辖区多元化：跨越监管环境的投资组合多元化变得日益重要。过度倾向于采用激进的”去虚拟化”方法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增加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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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对区块链分析、证据保存和合规技术的重视为监管基础设施提供商创造了重大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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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效用溢价：展示明确现实世界效用而不仅限于纯投机，并且商业模式与传统金融法规保持透明的项目可能会经历持续的超额表现。
风险评估
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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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责任范围：将虚拟资产正式纳入洗钱法规显著扩大了可能引发刑事责任的活动的范围。即使是周边服务（钱包提供商、分析工具）也可能面临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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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标准：虽然文章建议统一标准，但随着通过执法行动建立先例，实际实施可能会造成一段时期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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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复杂性：这些原则的域外适用性为跨国运营创造了复杂的合规情景，尤其是对中国实体在国外扩展虚拟资产服务而言。
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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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成本通胀：实施强大合规系统的资源需求将增加，可能会挤压较小项目和初创企业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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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传统金融框架的过度僵化应用可能会阻碍区块链领域的合法创新，特别是在隐私保护技术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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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保存挑战：对链上追踪的重视为利用隐私功能或跨链技术的项目创造了技术挑战，可能产生运营漏洞。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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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技术提供商：随着执法变得更加复杂，提供区块链分析、KYC解决方案和证据保存技术的公司将看到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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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采用途径：刑法下正式将虚拟资产承认为”财产”，可能会通过减少监管模糊性来促进更大的机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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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套利专家：在有更进步监管框架的司法管辖区战略定位自身，同时保持符合国际标准的项目可能会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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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融整合：有效连接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与区块链技术的项目可能会从增加的监管接受度中受益。
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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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项目叙事：虚拟资产业务必须放弃技术例外主义论点，并使用传统法律术语重建其商业叙事，以明确阐述合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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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强大合规基础设施：优先投资符合司法标准的KYC/AML系统、交易监测和证据保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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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监管参与：与监管机构建立对话，并通过透明的报告和审计实践展示对合规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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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执法情景：制定应对传票、保存证据和潜在执法行动中确立主观知识辩护的协议。
结论
“去虚拟化”趋势代表了监管虚拟资产方法的成熟，超越了早期监管反应特征的技术例外主义。虽然创造了短期挑战和市场波动，但这一趋势最终可能会通过减少欺诈、增加机构参与和提供更清晰的监管边界来使市场受益。
对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而言，这一发展需要对风险因素进行根本性重新评估，合规立场和监管一致性正成为日益重要的估值决定因素。通过拥抱传统监管框架同时保持技术创新，成功驾驭这一过渡的项目，可能最能适应日益受监管环境下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