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币类刑事案件当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一直是实务当中争议不断的问题。
2026 年 2 月 9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规范网络虚拟财产执行工作指引（试行）》，这在法院执行系统内，这是首次以高级法院名义对虚拟财产执行全流程作出系统规范。该《指引》将虚拟货币纳入可执行财产范围。
但从律师办案实践来看，该文件虽然对执行阶段的虚拟货币的扣押、保管、处置等环节作出了系统规定，但针对实务中的高频问题，仍未提供明确的解决路径。本文将结合该《指引》，结合办案实务，谈谈关于虚拟货币司法处置过程中的三大痛点问题。
1 涉案虚拟货币往往在侦查阶段即被公安先行处置
在虚拟货币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即处置涉案虚拟货币的情况较为普遍，理由通常是价格波动大、保管难度高，以及需要变现用于退赔被害人。但这一做法的问题在于：在未经法院审判确认有罪、涉案金额尚未认定的情况下，已将涉案虚拟货币提前处置。
此时，案件仍处于刑事诉讼的初始阶段。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尚未确定；涉案虚拟货币究竟是否应被定性为违法所得还是合法财产、能否达到追诉标准，亦未查清；相关证据仍在进一步收集、核实过程中。在这一阶段即对虚拟货币进行处置，本质上已经对尚未完成法律评价的财产作出实体性处分。
更为关键的是，该处理具有不可逆性：虚拟货币一旦变现，难以回转，当案件结论发生变化，例如不构罪，已处置的虚拟货币已无法恢复原状。同时，在邵律师办理的部分案件中可以看到，案件评价事实上受到既有处置结果的影响：即便案件罪与非罪的定性存在争议，在涉案财产已被处置的前提下，作出无罪认定的空间会被明显压缩。
而本次出台的《指引》的局限性就在于：其一，仅针对执行阶段作出规范，未能约束侦查阶段普遍存在的先行处置问题；其二，即便在执行阶段，《指引》亦未涉及 “处置后无法回转” 的核心问题——对于撤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情形下，已处置财产如何返还，仍无明确规则。
2 处置路径不统一、价格认定不一致，直接影响定罪数额
在具体案件中，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方式并不统一。从办案实践来看，公安机关对于虚拟货币的处置路径，有的通过 OTC 场外交易渠道与 U 商直接变现，有的经由境外交易所处理，有的由第三方机构代为操作，也有让当事人自行处置变现的情形；从程序上看，有的履行了审批手续并形成书面记录，有的则仅有一纸 “情况说明” 对处置过程作简单陈述。
当前，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处置已较为常见。实践中，相关机构多以 “技术服务” 或 “处置协助” 名义介入，费用比例差异较大，部分案件中处置成本达到涉案金额的 15% 至 30%。据路透社报道，深圳某科技公司自 2018 年起已代表多地政府处置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的加密货币。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此类第三方并非司法处置主体，其资质标准、准入条件及责任边界并不明确。
与处置路径的多元化和缺乏统一规范相比，虚拟货币价格认定问题更为突出。根据邵律师与全国多地办案人员沟通的经验，同一币种在不同案件中的认定标准并不一致：有的以扣押日价格为准，有的以实际变价价格计算，有的参考案发时点，也有以当事人购入成本作为依据。价格来源亦不统一，可能来自交易所均价、特定成交价格、第三方报价，甚至存在内部确定的情形。
在时间节点上亦缺乏统一标准。有的在扣押后即行处置，有的则延迟数月甚至更久，而处置时点的不同，往往直接导致币价基准出现明显差异。针对上述问题，《指引》第 18 条尝试通过 “市场价格—协商价格—询价—评估” 的路径构建价格确定机制，但从实际执行的角度看，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定罪所依据的价格与实际处置价格之间的关系并未明确；对于当事人不认可价格认定的情形，仍缺乏清晰的救济路径。
3 与境外交易所的协作缺乏规则支撑，执行仍停留在 “可冻结、难划转”
在大量案件中，涉案虚拟货币实际存储于境外中心化交易所账户中。但从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司法机关对该类资产的查控仍然有限。如果被告人配合，资产可以通过转移至指定账户完成处置；但在被告人不配合的情形下，通常仅能实现账户冻结，而难以直接划转虚拟货币。
从技术层面看，我国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发函或协助请求实现账户冻结，但无法直接对境外交易所实施强制划扣；从法律层面看，境外交易所不受我国司法管辖权直接约束，其配合程度取决于自身合规政策、司法协助安排以及对请求主体身份的认可程度。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缺乏稳定的身份核验机制、信息泄露顾虑以及缺乏明确应对方案等问题。
《指引》虽未直接规定与境外交易所的协作机制，但通过第 17 条、第 20 条、第 22 条，为 “境内委托、境外处置、闭环回流” 的路径预留了一定空间。但从规则层面来看，“境外处置” 并未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对于执行失败情形，如当境外交易所拒不配合、响应迟延，或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价格异常、资产风险时，也未规定相应的救济路径与责任承担机制。
4 结语
从执行程序本身来看，该《指引》对虚拟货币的扣押与保管规则作出了较为清晰的安排，这一点在当前阶段具有现实意义。但从办案实际出发，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往往并非发生在执行阶段，而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已被变卖处置。
在这一前提下，仅通过执行层面的规则完善，尚不足以回应实务中的核心问题。相关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在更前端的处置环节建立相应规则。
[邵诗巍律师]
上海虚拟货币执法指南：渐进进展与持续挑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近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虚拟财产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标志着中国在虚拟货币执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高级法院首次对虚拟财产执行进行系统性规范。虽然这一发展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承认虚拟货币可作为可执行的财产，但邵世伟律师分析中强调的实践局限性揭示了将继续影响中国乃至全球加密格局的根本挑战。
司法框架演变及其影响
上海代表指南在中国司法处理虚拟货币方面是一种渐进但重要的演变。通过明确将虚拟货币纳入可执行财产范围，法院承认了它们作为数字资产的法律地位，值得法律保护。这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先前监管框架所缺乏的法律确定性。
然而，指南仅限于执行阶段，在司法过程中造成了关键缺口。正如分析所强调的，虚拟货币处置中最有问题的方面发生在调查阶段，执法机构常在确定有罪前处置资产。这种提前处置从根本上侵犯了正当程序权利，并对加密货币持有者造成了系统性风险。
市场影响评估
分析中指出的司法模糊性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市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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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确定性溢价：中国加密货币持有者可能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溢价，因为资产可以在审判完成前被查封和处置。这可能加速资本流向具有更发达加密货币法律框架的司法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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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差异：所描述的不一致的定价机制——从查封日期价格到实际销售价格再到购买成本基础——造成了显著的估值差异。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市场扭曲，特别是在涉及大量持仓或高价值代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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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服务市场增长：出现收取15-30%费用的专业处置机构，表明加密货币相关法律服务出现了一个利基但有利可图的市场。随着这些中介机构成为司法当局与加密资产之间的主要接口，它们可能会巩固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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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套利：对海外交易所资产的有限执法能力为精明的市场参与者创造了将资产转移到有效司法管辖范围之外的机会，这可能加速自我托管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趋势。
市场参与者的战略考量
对于经验丰富的加密货币投资者，这些司法发展需要几项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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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保护：资产可能被提前查封的风险凸显了强大资产保护结构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高净值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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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辖区多元化：执法挑战凸显了在具有不同法律框架的多个司法管辖区维持加密货币敞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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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基础设施：随着专业处置机构的出现，投资者应与能够驾驭日益复杂法律环境的知名服务提供商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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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标准：定价确定方法的不一致性强调了对收购成本、交易历史和估值方法进行细致记录的必要性。
监管轨迹展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上海指南表明司法承认虚拟货币的方向性趋势。然而，确定的根本性紧张关系——无国界的加密资产与司法执法能力之间、正当程序与高效资产回收之间、标准化方法与个案特定现实之间——将继续挑战监管者。
最关键的差距仍然在于，在案件结论在处置后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缺乏明确的补救措施。在没有机制来撤销定罪或不起诉案件中资产转换的情况下，该系统本质上有利于国家资产回收而非个人财产权。
结论
上海指南代表了中国在司法处理虚拟货币方面谨慎的进步，但其实际局限性凸显了为数字资产创建连贯法律框架所需的大量工作。确定的问题——提前处置、不一致的估值和有限的海外执法——不仅是程序性挑战，更是传统法律系统与加密货币无国界性质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
对于市场参与者，这些发展强调了保持强大法律合规框架、多元化资产位置并为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做好准备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司法系统继续适应加密资产，中国经验为协调数字创新与既定法律规范的实践挑战提供了宝贵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