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议四年到判刑一年半：一次成功的罪名之争。文章作者：邵诗巍、段泽宇。在“跑分”“刷流水”类案件中，罪名认定往往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最高可判3年，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最高可判7年。几字之差，刑期可能翻倍。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罪名的认定恰恰是争议最大、辩护空间也最大的领域之一。

真实案例：从“外快”到刑事拘留。小张是一名工地工人，经工友小王介绍，得知有“外快”可做，一天能挣1500元。

他并不清楚具体做什么，只是按照小王的指示进行操作：注册某APP，绑定自己名下多张银行卡，将转入银行卡的大额资金再转入APP，再提现至其他银行卡，最终资金流向多个陌生账户。这是典型的“跑分”模式。

两周后，小张被公安机关传唤，随后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刑事拘留。其账户过账流水达数十万元，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对一个普通务工人员而言，这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辩护突破口：从“重罪逻辑”改写为“轻罪逻辑”。我们接手案件后，没有停留在“从轻、减轻”的常规思路，而是直接调整辩护方向：核心目标是改罪名，主张小张行为应当认定为帮信罪，而非掩隐罪。

（一）关键争点一：当事人是否“明知”上游犯罪？这是区分两罪的本质差别。我们重点论证：小张只是为“挣外快”参与，不清楚上游是什么犯罪，更不知道具体被害人情况，也没有参与诈骗分工、话术、联系环节。他主观上并不认识到“钱是犯罪所得”，只停留在“可能不太正常”的模煳认知层面，这更符合帮信罪中的“网络犯罪帮助认知”，而达不到掩隐罪的主观明知程度。

（二）关键争点二：帮助行为发生在“事前/事中”还是“事后”？这在司法实践中极易被忽视，却极为关键。通过对被害人报案时间、诈骗发生节点、资金流转路径进行梳理，我们指出：小张的账户并非单纯“洗钱终端”，而是诈骗资金流转链条中的一环，行为发生在犯罪进行过程中，更符合帮信罪的结构特征。

最终结果：成功改判轻罪。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对比最初量刑建议的4—5年，刑期直接下降一个量级。

为什么“同样是提供银行卡”，有人判帮信，有人判掩隐？因为两罪的法律评价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帮信罪的标准明确、边界相对清晰。依据《刑法》第287条之二，须达到“情节严重”，例如支付结算金额20万以上、违法所得1万以上、出租出售账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为多个对象提供帮助等，这些都属于“可量化判断”的轻罪体系。

掩隐罪已取消统一立案标准。自2021年4月起，司法解释修改后，掩隐罪不再按固定金额入罪，而是结合上游犯罪性质、情节后果和社会危害性综合判断。这意味着一旦被认定为掩隐罪，量刑空间将更不确定，可能“跟着诈骗案性质走”，辩护难度和风险明显更高。

律师提醒：这类案件，越早介入越关键。在“跑分”“刷流水”类案件中，争议往往不只在于是否客观参与资金流转，而在于司法机关如何认定行为人在整体链条中的角色定位、参与程度及主观认知，而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行为性质和罪名适用。

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是：当事人对行为法律风险认识不足，在询问中偏重客观经过、忽视主观状态表达，容易导致主观认知被简单化理解。资金流转环节多、时间节点分散，如未及时梳理参与顺序和边界，个人行为在整体结构中可能被放大解读。案件处于侦查阶段时，事实与证据的呈现尚未固定，若缺乏法律专业介入，行为性质的认定路径往往较早趋于单一。

因此，律师在早期介入，通过梳理资金流向、行为节点及相关证据，并对主观认知进行法律层面的区分，更有助于在定性尚未固化前形成较为准确的认定基础，而这一阶段的处理，实践中往往对案件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代理律师邵诗巍律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2018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执业以来，邵律师专注于信息网络领域新型犯罪、币圈高发犯罪、企业高管职务犯罪、金融犯罪等领域的法律风险防控及刑事辩护工作。在诉讼领域，邵律师自2018年执业至今已办理案件300余起，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曼昆区块链法律服务]